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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10-15 21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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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10月17日 多云转阴雨 红场·列宁·传教士
今天,陶蓬陪我们去红场。雨中的红场人不多,一边是像城堡一样的红墙,给人一种十分坚固的感觉;一边是褐灰色的大楼,它们冷峻地藐视着人与岁月。克里姆林宫圆顶上飘着三色旗,印象中那上面总是与红旗相映成趣。最漂亮的是广场上那个彩色的东正教堂,可我过去在所有的电影、画片关于红场的介绍中从未见到过这幢建筑,它让人想起热带雨林中的植物。而在红场的入口处,一座新的教堂正在加紧施工,吊车发出隆隆声。有一件事我感到奇怪,我小时候对红场的神圣感竟然一点没有,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驾直升机降临红场的德国小伙子。我从鲁茨夫又想到了王朔,我不知为何在这个时候想到王朔,也许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年轻人,历史的那份庄严感被年轻人无所畏惧的游戏精神稀释了。
我们去看列宁墓,但关闭了。一位在红场上摆摄影摊的男子告诉我们,现在每周只开放两次,而且是下午一时至三时。我们转向旁边的列宁博物馆,门口有一群老人正在与警察争执,他们手里举着对现政府不满的标语,有的捧着鲜花,大概是想放到列宁墓前,但警察不让他们进去。
博物馆里人很少,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,有几个戴着面具的小伙子在里面玩捉迷藏。在二楼剧场里,一个义演性质的音乐会正在举行,演奏的全是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与战争年代的歌曲。场子里坐满了人,他们穿戴整洁,庄严肃穆,沉浸在一种无奈的怀旧中,我不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,但我能感到他们对内心的守护。陈丹燕说很喜欢这里的气氛,那些乐曲充满过去的旧时代的浪漫和真诚,让人产生片刻的升华,但理智告诉我,它们离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远。
关于列宁,今天的莫斯科有许多议论,虽然我们从未见过真实的列宁,所有关于列宁的印象都是媒介传递的,但我宁可不信那些传言——谁又能证实这些呢?有一点不容怀疑,列宁是个天才,他一生著了那么多书,并获得了千百万穷人的拥护,并且影响了世界的进程。爱伦堡十七岁时在巴黎见过列宁,那是在奥里昂大街的一个咖啡馆,布尔什维克有一个会议,出席的有三十多人,爱伦堡写道:​“我只瞧着列宁,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西服,看起来非常端正。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,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,我要求发言,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。他温和地回答了我,不是责备而是解释。会议结束后,列宁知道我刚从莫斯科来,让我去找他。​”
爱伦堡还写道:​“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在生活中很纯朴,作风民主,对同志体贴入微,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……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;想到列宁时,我经常自问:也许,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,个人迷信不仅跟他格格不入,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?​”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列宁博物馆内看的一段列宁逝世时的录像: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穷人在冰天雪地里为列宁送葬,他们抬着装有列宁遗体的灵柩,登上破旧的火车。广场周围燃起堆堆篝火,昨日的赤卫军走近火车前的时候,孩子似的泣不成声。这时,汽笛发出凄厉的长鸣,火车启动了。这是七十年前的镜头,不知今天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那时的悲痛。
爱伦堡说,列宁是个伟大而复杂的人。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,列宁听完了伊萨伊·杜勃洛文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,对高尔基说:​“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《热情奏鸣曲》更好的东西,我愿每天都听一听。这是绝妙的、人间所没有的音乐。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: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!”接着他眯起眼睛,不大快乐地补充道:​“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,它会刺激神经,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,抚摸人们的脑袋,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,却能创造出这样美的东西来。但是现在,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——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,一定要打脑袋,毫不留情地打,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。唔唔——任务是多么可怕而艰巨啊!”
我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下这么一段引文,是因为想说明,它与列宁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形象是相似的,更重要的是,它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和命运同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。
昨晚,还来了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传教士,是陶蓬的朋友介绍的。他来自德国的斯图加特,一家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,大约四十岁的样子,脸微红,秃头,密密丛丛的络腮胡子,如果不说话几乎看不见嘴。他两眼炯炯有神,像埋在乱草中的宝石,里面穿一件有点皱的衬衫,外面是质地并不好的西装、牛仔裤、旅游鞋,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陶蓬不懂德语,请来在德国留学的游小燕做翻译。他的名字很长,我们就称他彼尔。
彼尔说,他这次是参加一个美国的短期新教组织活动,来俄国两周,看望两个监狱的囚犯,一个年轻人的,一个成年人的。他与犯人交流,组织音乐会,说自己的信教感受。与此同时,彼尔还去乡村,与贫穷的人交谈。俄国的乡村,今天仍有许多穷人,他说前不久他也去过北京、广州,觉得中国现在不错,到处都很有生气,但他认为妇女劳动的强度大了些,赚钱太辛苦。他还去了北京一教授家,说那屋子小得不可思议,他看上去有点激动,反复说,教授应该高薪、生活优裕,他们才能安心搞科学,做学问。我只能说,中国人多,也许再好也难达到德国教授目前的水平。他却说,北京饭店太贵,一个晚上七百美元,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,那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住的,可他马上又说:​“今天的德国人生活太优裕、太安定了,平时晒晒太阳、种种花,不思进取,懒散得很。不像中国,虽然不富,但有追求。保持这种势头,可直线上升。但要信教,没有宗教不行。​”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,任何时候都不忘说教。
对传教士我过去一直抱着怀疑,他们好像就是虚伪的代名词,用漂亮的言辞掩盖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,或者就是压抑了正常的人性。我想这可能是上学时候读《牛虻》​《巴黎圣母院》​《红字》等作品的影响,当然,还有受革命教育的影响。上帝也没有能拯救世界,两次大战后,西方人自己也认为:上帝死了。
我问彼尔,人心若是可以拯救的,那为什么还要让那些罪犯坐牢?彼尔说,坐牢是他们应付出的代价,但要他们懂得自己,这就需要读《圣经》​,以我们自己读了以后的感受与他交流,一旦他发现了自己,就会走出迷途。
他说他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传教活动,已有几十年,这次像过去一样,利用休假出来传教旅行。他这样向我解释宗教:一个人如果不懂收音机原理,会以为这里面一定躲着个人说话;明白了道理,就会去选择频率,听自己喜欢的节目、音乐。所以首先要懂得道理,学习《圣经》​,然后才可能去选择。他又说,你知道吗,上帝的手始终是伸着的,但如果你的手一直放在背后,上帝无法接纳你,只要你全身心相信、奉献,伸出你的手去,上帝一定会接纳你,这个过程是十分美好幸福的。一旦你被接纳就明白了。
彼尔身边还带着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俄国小伙子,金发蓝眼,十分英俊、腼腆,他既是彼尔的翻译,也是信徒。我很想知道,这个漂亮的男孩内心是怎么想的,他真的已树立起信仰了吗?可他的过于腼腆、羞怯让我犹豫了。
天渐渐变黑,陶蓬留他们吃饭,彼尔说晚上还有好几家要去。他站起来,送我们一些《为什么要读圣经》的小册子,以及他家乡的明信片,然后乐呵呵地走了。这时,外面正是风雪交加,莫斯科的大街上除了穿迷彩服的**部队,已很少有行人,人们都龟缩在暖气充足的家里。在这样的冬夜,只要有家,有暖气,人是很容易放弃追求的。
坦率地说,我很喜欢彼尔——他精神饱满、快乐自然,大胡子上总是溢满笑容,他抱着坚定的信仰作身体力行的奉献,又没有救世主式的居高临下。他与那个男孩匆匆融进黑夜中的背影,让我想起《简·爱》中的那个年轻的传教士:文弱、消瘦,却整天奔波在穷乡僻壤。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是作家理想中的神职人员,现在我知道,这样的人是有的,而且一直有,否则,怎么能延续到彼尔。也许,教义救不了世界,但实践教义的人是有魅力的,尤其在这个全世界都不得不向金钱妥协的时代。当然,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,真正有信仰的人大概总是微弱的。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资料片,叫《第三段情》​,里面有一个青年牧师,他在结婚时得知未婚妻曾与别人发生过关系,就开枪自杀了,而那个未婚妻却以为牧师脑子有问题,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也许,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这样纯洁的人准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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